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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我是一位极客母亲，喜欢看科技频道纪录片《制造原理》和美国广播电视台的《创智赢家》。《大众科学》和《大众机械》则是我的飞行必备读物。我可能是美国最奇葩的妻子：如果我丈夫在圣诞节送我一个四轴飞行器，我会激动得尖叫不已！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外号就是“班级小智囊”，其受推崇的程度类似于“吸血鬼女王”之类的称呼。上学时的我留下过两个经典画面：一个是在图书馆学习、一个是在实验室心无旁骛地盯着实验台上的瓶瓶罐罐，这让我的“书呆子气质”增加了好几个数量级。

　　一堆聚氯乙烯材质制成的可以发射棉花糖的残次品发射器，这些发射器（的枪管）被棉花糖给堵住了。

　　所有这些发明创造的“黑历史”在日后都变成了家里的调侃内容和笑料，但我还是对这些糗事引以为豪。毕竟，我在失败中取得了很多的进步，这些失败最终都变成了启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似是死胡同，走到尽头却迎来了转机，路途甚至开始向着光明和成功延伸。我完全赞同美国土木工程师唐·惠特莫尔在1896年写下的话：“那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曾经犯过的错误或被埋葬的希望——最终都会成为最宝贵的遗产，推着我们走向成功，至少对我来说，它们给我的启示足够多。”

　　虽然我连最简单常见的工程和制造业项目都一窍不通，但我仍然相信我有独特的优势，为那些取得成功的美国发明家和企业家写一本书，颂扬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要讲述那些被埋没的天才和商业大亨的故事，还有谁比我这个崇拜企业家的怪咖来做更合适呢？我对这些发明家和冒险家的尊敬从来都不加掩饰。请叫我业余科技狂人、创新的狂热追随者、美国梦的终身粉丝，我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我所著的所有书中，这一本书带领我踏上了领略美国历史的旅行，这次旅行带给了我最大的欢乐。我会和我的家人分享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每个研究和发现。我也收藏自19世纪以来美国发明史上的每一个小器件（多亏了格伦贝克的启发），作为记者和作家，在过去的20年里，我碰到了很多非常有魅力、非常聪明的人，我有幸和他们一一交流。

　　当我第一次萌生写作本书的念头时，我必须承认，我仍然还处于观看有线年，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吹嘘道：“不管是21世纪、20世纪，还是19世纪，每一个伟大的设想都需要政府的远见和鼓励。”是的，他说的真的是“每一个”。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的风险投资和美国的发明是密不可分的。在《发明的财富》一书里，商业专家保罗·冈帕斯和乔希·勒纳指出：“到2000年年底，依靠风险投资上市的公司在美国已经占了上市公司总数的20%，而在上市公司8.25万亿美元的总市场价值中，风司的市场价值是2.7万亿美元，占总价值的32%。”

　　风司是全美最有创新性的核心组织：生化科技，计算机服务，工业服务与半导体行业。事实上，正是美国饱受非议的风险投资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为那些羽翼未丰的公司保驾护航，并使之成为其行业中的主导力量”。旧金山的风险企业家汤姆·珀金斯给一家小型生化公司投了10万美元，这才有了后来的基因技术公司——生化行业巨头，资产数百亿，生产了很多很有价值、很成功，并且挽救了很多生命的药物，包括赫赛汀（治疗乳腺癌）、利妥昔单抗（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阿瓦斯丁（用于若干种癌症的治疗）。麻省理工学院在他的简介中指出，在头30年里，凯鹏华盈投资公司共投资475次，总收入900亿美元，并创造了275000个工作岗位，它总共资助了167家后来上市的公司，包括亚马逊、美国在线、基因技术公司、谷歌和网景。

　　2014年1月，汤姆·珀金斯给《华尔街日报》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谴责“针对美国顶端百分之一的人的激进的斗争”，他把这次斗争比喻成“德国的法西斯纳粹”，而那些百分之一的人就相当于是犹太人。他呼吁“左”翼分子停止将“富人”妖魔化，而且还谴责占领华尔街运动“日益高涨的仇恨之潮”。珀金斯和企业家不是朋友，也不是有特权的精英。他从惠普公司的底层开始干起，在公司旁边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激光公司，然后他又和企业家伙伴尤金·克莱纳一起建立了美国最古老、最重要的风司——凯鹏华盈投资公司。白手起家，珀金斯一心一意扑在自己投资组合内的科技公司上。他甚至和这一些企业一起参与电话销售的工作。他全身心投入这份业务内的业务。珀金斯为自己、为合作伙伴，也为他的客户赚取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对世界有益。但是因为他勇于把现代激进分子沸腾的憎恨比喻成水晶之夜或德国纳粹，这位有远见的投资者被自由派记者和评论家谴责为“疯子”“富有的傻子”。在他创办的风司里，他以前懦弱的同事们抛弃了他。珀金斯为自己的“水晶之夜”比喻道歉，但是他很勇敢地拒绝屈服，绝不收回为那“有创意的1%的人”辩护的话。

　　面对公众的强烈反应，珀金斯重复了他信中的主题：“在任何一个时间里，当大多数人开始妖魔化少数人的时候，不管针对什么，那都是错的，也是危险的。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

　　他也谴责那些哀叹“收入不公平”的人，包括他曾经的“朋友”阿尔·戈尔、杰里·布朗和昔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那1%的人没有造成不平等。他们是创造工作岗位的人……我认为这么多年以来，凯鹏华盈投资公司就创造了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我们仍就在这样做。”然后，这位风险投资家斥责了那些仇富的人，用最有效、最直击人心的话表达了他的观点：“富人因为富有，因为做富人应该做的事，就遭到谴责，这是很荒谬的，他们只是通过为别人创造机会而变得更富有而已。”

　　只有那99%的人真正懂得，他们享受的那些伟大的进步和机会都是这一个国家那1%的制造者和创造者的功劳，对于这1%的人的妖魔化才会停止。而这1%的人的故事需要及早、经常地讲给人们听。大多数迎合大众兴趣的书都是有关美国发明和发明家的，但是很少强调美国那些独特的因素，而正是这些独特的因素才孕育了这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使企业家精神得到体现。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利润动机、知识产权、个人承担风险、风险投资、我们独特的专利制度和对美国例外论的坚定信念。

　　本书旨在和那些仇富者抗争，给予人们启示和灵感，这本书是为我的孩子们写的，也是为你的孩子们写的。他们使自己富有、让别人致富，同时也让这样一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明亮、舒服和幸福。我个人总是对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事物很痴迷，所以我才挑选了这些平凡但成就了我们现代生活的事物——卫生纸、瓶盖、玻璃瓶、一次性剃须刀、根汁汽水、钢缆、交流电动机、空调和耐用手电筒。

　　在本书中，我把那些英雄都称为“创新工匠”。这些怀才不遇的发明家和创造者发明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东西，成功地把自己的想法商业化，创造了产品、企业、工作和直至今日数不清的机会，改变了全世界。他们吸引了这一个国家的第一批风险投资家——寻求利益的私人投资家，而不是政府资助者——来帮他们成功。他们申请专利，获得专利收入，挣很多钱，让自己家乡的人的生活变得美好，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这些企业家坚持不懈地投身于设计和产品的改进工作中，他们都是白手起家，且大多数都是自学成才。

　　随着研究和采访的深入，我领悟到美国创新者的又一精髓：品格至关重要。正直应放在首位。我分享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曾和我有过交集，他们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诚实、忠诚、谦逊的人。你将会读到83岁的镁光手电筒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托尼·美格力克的故事。他与我坦诚相待，并带我参观他的工厂。我们每到一处，有不一样背景的工人都上前来拥抱他。你还会读到乔治·威斯汀豪斯、尼古拉·特斯拉、爱德华·利比以及迈克尔·欧文斯、威利斯·开利、欧文·莱尔为彼此以及他们各自的公司做出无畏牺牲的故事。你将会了解到斯科特兄弟和罗布林家族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本书中，这些创业先驱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上帝的眷顾、家人和事业伙伴的支持，以及美国宽松的制度环境。诚然，他们的成功得益于这些外力的帮助。这些成功的创新者可以让我们致以最崇高的赞颂。他们思想独特，用自己的努力带来了说不尽的附加效益。必须得说，他们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要更加聪明，工作起来也更卖力。

　　这些发生在我选择记录的男性或女性身上的故事，有着惊为天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是我最值得书写的发现。这些你将要读到的典型的美国故事，为18世纪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著名的自由市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色彩。

　　每一个个体都在不断地寻求最有利的工作机会以获取自己能控制的资金。那确实是他凭借个人的优势得到的，而不是这个社会的，在那个人看来就是如此……事实上，通常来说，他既无意促进公众利益的增加，也不知道他发挥了多大的推动作用……他只想增加自己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和其他情况一样，他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促成了一个他本无意达成的结果。虽然是无意的，但是对这个社会来说总是无害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他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比他有意去推动时更有效。

　　无意这么做，但殖民地的造纸商的确为斯科特兄弟的卫生纸和纸巾等产品铺平了道路。在20世纪早期的致命流感盛行期间，他们的产品为公共卫生贡献良多，而且至今他们的产品还在继续为咱们提供舒适和便利。

　　发明大王乔治·威斯汀豪斯和尼古拉·特斯拉一起“利用”起尼亚加拉大瀑布，为全世界“充电”，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空调的先驱威利斯·开利。开利和他的商业伙伴欧文·莱尔的技术催生了电影业、商场、摩天大楼，推动了美国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发展。开利和莱尔也推动了纺织厂、印刷机、救治生命的药品的进步，给金·吉列一次性剃须刀的制造工艺提供了灵感。吉列的导师是瓶盖创新者威廉·佩因特，他创造的小巧的带软木内衬的金属瓶盖引领饮料、加工食品和药品走向安全且便宜的包装时代。

　　佩因特的突破，是在与玻璃瓶行业努力自主创新的两位领袖爱德华·利比和迈克尔·欧文斯的合作中取得的。这两位领袖进行合作，同时也在灯泡和煤油灯的生产、瓶子制造、药品包装的标准化、平板玻璃和汽车玻璃的大规模制造，以及玻璃纤维的发明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钢缆工程师约翰·罗布林和他的家人建造了布鲁克林大桥，率先开创了钢缆悬索桥的工业时代，并将这种钢缆应用于电报、电话、电缆车、飞机、电力工业领域、矿山和石油钻探电线。

　　这些联系都是自发形成的，没有自上而下的规定，也不是因为政府政策。没有联邦创新部门来成就这些企业家，也不是“十点白宫行动进展计划”主张这些所谓的“利润收割机”进行无缝协同。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奇迹：在美国自由市场中，创新的同心圆是无限的。这个奇迹每天几百万次地自我重复于富有创新精神的商业伙伴们之间，以及商业大亨和他们的顾客、消费者之间。他们的自发交流和交易合作创造了这个奇迹。我会告诉你，这一小部分企业家是怎样改善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掀起一场场革命的——从浴室到厨房，再到办公室，从食品和饮料，到我们服用的药品和延长我们生命的医疗设备。

　　等你们读了这些令人敬畏、鼓舞人心的美国创新者的故事之后，亲爱的读者，我知道你肯定会赞同下面这句话：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世界工厂”东莞采访发现，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缺市场、缺经验、缺人才的“三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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